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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丨张聿温: 林彪出逃事件, 战友们都惊呆了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张聿温，1950年出生，山东淄博人。大学本科学新闻，在职研究生学西方经济管理。1970年入伍，原在武汉军区空军服役。1974年起任职空军报社、《中国空军》杂志，大校军衔。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作者：张聿温
1971年，是我当兵的第一年。服役的部队，是位于湖北随县（今随州市）的武汉军区空军雷达修理所。当然，五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百万大裁军和几次精简整编，我的老部队早已不复存在。
爱是不能忘记的，青春是不能忘记的，激情燃烧的军营生活是不能忘记的，神秘和诡异也是不能忘记的。我这里所写、所回忆的，是五十多年前的情景。而一切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入伍之初，部队的一切都是按照林彪的治军思想在运转。当时林彪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唯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的名字写进九大党章，法定的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其地位乃十足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响当当的中国二号人物。
由于两年前刚发生了中苏武装冲突的“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高度紧张。部队贯彻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和林彪关于“用打仗的思想观察一切，准备一切，落实一切”的指示，战备训练和战备任务抓得很紧。我们武空雷修所承担着武空所属雷达团全部警戒雷达的大修任务，人少活多，车间加班加点是常态。每一部送修的雷达，都有雷达部队来的跟班干部，一般是雷达排长或雷达操纵长，他们对兵器像爱护眼睛一样珍爱有加，修理上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有的近乎苛刻，但我们都必须千方百计予以满足，因为这是为部队服务、为战备服务的实际行动。
我在雷修所一车间即雷达车间当战士，准确点说当“雷达技工”。记得在我们车间旁边的空地上，竖着一部模样精巧、与众不同的小型雷达天线。作为所里技术大拿的高工程师他们，整天围着它转，忙着调试攻关。听干部私下悄悄谈论，这是一项从北京受领的重大政治任务，据说是林副部长亲自抓，受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的科研项目。其意义在于将庞大笨重的雷达天线变得小巧轻便，一辆吉普车拉起就走，还得保证达到足够的探测距离，以增强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他们谈到林副部长时，都神秘兮兮的，后来才知道，所谓“林副部长”，原来是林彪的独子，那个号称“天才”“超天才”，不知天高地厚妄图谋害毛泽东的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
当时，“文革”运动正在进行之中，部队“三支”“两军”任务尚未结束。雷修所单位不大，独立营编制，也抽调几名干部和老兵到随县一中和附近几家工厂、农村去执行任务。随县可不是一般的县，人口多、大单位多，县城有几家上千人的大工厂，如棉纺厂、齿轮厂、油泵油嘴厂等，也有几家大的部队，如陆军高炮某师、空军工程兵某总队和武空雷达机动营等。军地双方如此“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因此全县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极其浓厚，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每逢八一、国庆、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地方到部队慰问的队伍络绎不绝，应接不暇。
部队的日常管理和政治教育，也是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尤其是“文革”中作为“副统帅”所主导的流行做法。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天天读”，即学习毛主席著作。部队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开展评比“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所谓“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所谓“三八”作风，即把毛泽东1939年给抗大的两次题词三句话、八个字捏在一起取的名字，三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所谓“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所谓“五好战士”，即学习好，工作好，爱护武器装备、消灭事故好，生产节约好，身体好。
林彪的这一系列治军办法和措施，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1962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罗瑞卿、萧华的长信中称赞说：“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
有了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林彪更加不遗余力地营造“读听照做”的政治氛围，即林彪的著名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必须承认，这一浓厚的政治氛围从一入伍就深深包围和熏陶着我和我的战友们。而且，我和我的战友们无一不从灵魂深处由衷地拥护这一切、追求这一切。
1971年7月初，是雷修所例行的半年工作总结和“五好战士”初评。半年过去了，各项工作按照五条标准，需要总结回顾，以便发扬成绩，纠正不足，争取更大进步。“五好战士”初评的方法是，召开班务会，先个人汇报发言，然后民主推荐。推荐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全班七八个人，也就推荐一至两名。最后，再将各班推荐的人选拿到全车间（相当于连）去衡量。整个过程，还是充满民主气氛和透明度的。我很荣幸，初评为“五好战士”。
如果年底总评依然榜上有名的话，就会有一张“五好战士”的喜报以部队名义寄往家中，告慰父母和乡亲。
我当然渴望这么一张“五好”喜报。因为这是在部队干得好、有出息，得到全社会认可的明显标志。喜报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敲锣打鼓送上门的。光荣哟！
但是，这张喜报我是再也不会得到了。因为9月13日，林彪带着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了！“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部队蓬勃开展的“四好”“五好”运动就寿终正寝，戛然而止了。当年年底的“五好战士”总评，自然也就取消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一闭上眼，传达文件时的紧张情景还会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
1971年国庆节后的某一天，所里召开全体官兵大会。雷修所东山头最南排宿舍，从西边数第一间大平房，是全所的会议室，重要集会都在这里举行。在一张普通桌子后面，端坐着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彭主任，师级干部。全所上百名官兵整齐列队坐在小马扎上，静静地等候文件传达。我想，上级下来这么一个大官，传达的文件肯定非常重要。
彭主任浓眉大眼，一口标准的北京普通话，声音洪亮，字正腔圆。他依照大官开腔时的惯例，咳了一声，全场顿时安静下来。只见他不慌不忙从黑皮包里掏出一份红头文件，又不慌不忙戴上眼镜，抬眼扫射全场，然后低头表情严肃地照本宣科：
彭主任稍加停顿，咽了口吐沫，抬头再次扫了全场一眼，然后低头继续宣读：
林彪座机256号三叉戟坠机现场
什么什么？他说什么？林彪叛逃？我一听脑袋“轰”的一下就炸开了！再用余光看看周围，无一不露出惊骇万状的神情。其中有位同志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直到文件传达完毕，我瞥了一眼，见他仍未合拢。
这时，彭主任宣读中央文件的声音继续在耳边响起：
……
文件不长，很快就传达完了。但这次传达在人们心头所卷起的波澜，却久久无法平息。
林彪，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上了党章的接班人。那么高的地位，那么高的威望，那么大的权势，怎么一下子成了叛徒、卖国贼了呢？他为什么会叛逃？北京发生了什么？中央发生了什么？党和国家怎么了？……
五七一工程纪要
那个时候，那个年龄，那个级别的单位，我不可能对林彪的历史有更多了解，更无法对党内高层的斗争情况哪怕有一星半点的知晓，但搜索我所受的教育和心目中的理念，林彪的形象是正面的、高大的、无可动摇的。
他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啊，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了！
他是常胜将军、十大元帅啊，平型关大捷那么轰动，辽沈战役那么出色，平津战役那么成功，四野那么八面威风！
他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啊，名字写进了党章，“文革”中的公安六条规定，全国谁都可以反，唯有两个人不能反，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林彪。谁反对他们谁就是现行反革命，抓起来没商量！
他是“文革”的坚定支持者和全力维护者啊，1966年毛主席著名的“五七”指示，提出“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以后全国提出走“五七道路”、办“五七干校”，起源就是毛主席看了他报送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他的信。毛主席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1200万人，每次都由他陪同。如果说毛主席是红太阳，他就是金月亮呀！
可是，他却叛党叛国、坠机身亡了！
林彪出逃事件带给我们的震撼，真是无以言表。
江青为林彪拍摄的照片《孜孜不倦》
中央文件传达后，部队立即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清查和革命大批判。我们雷修所级别小，人员少，远离机关，不在斗争漩涡之中，因而清查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主要是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与林彪有关的照片、图书、题词、报纸、杂志、材料、文件等统统找出来，一律上交或就地销毁。其中包括收缴、销毁林彪儿子林立果的“讲用报告”。
1970年8月，林立果在空军先代会上作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的报告，全空军有多种版本，据说总共印发了70余万册。林立果随林彪、叶群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了，他的“流毒甚广”的“讲用报告”自然成为清查重点。可能由于我们部队地处山头，消息相对闭塞，我曾见个别干部悄悄传阅、谈论过“讲用报告”，但所里并没有大量涌现，当时谈论者用的是赞扬、崇拜和神秘的口吻。这下，再提到“讲用报告”，就要改用轻蔑、仇视、厌恶的口吻，进行严肃的批判了。
林彪事件的传达全党、全国是分期、分批进行的。我们虽然在国庆节后才知道，但心照不宣的议论此前就已经悄悄传开了。公开传达之后，有些对“上面”的质疑也渐渐冒出头来。比如：看了文件上附录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原文后，对上面所说的“农民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被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把国家机器弄成了互相残杀的绞肉机”等，产生了一些“模糊认识”，说白了，就是引起某种程度的思想共鸣。当然，只有非常要好、互相信得过的战友才能一起悄悄议论几句，最后还得收回来：“林贼这么说，是别有用心的污蔑、攻击，但有一定迷惑性，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透过现象看本质！”
那时的大批判，林彪一律称之为“林贼”，林立果一律称之为“小林贼”。多年后从《毛泽东年谱》中得知，对此毛泽东并不赞成。1972年12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召集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时说：天下大势，是一团漆黑，还是略有光明？有人认为是一团漆黑，说光明还出林彪？没有光明，还有一片之明嘛。动不动说大好形势，没有漆黑，那也不对。林立果、林彪，不要称为“贼”。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林彪事件之前，我们都抢着看办得生动活泼的《空军报》。分发报纸的规律是，每天午餐时间由专人以车间为单位送到餐桌上。厚厚的一摞报纸中，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湖北日报》《参考消息》等，最先被人抽走的，是《空军报》。林彪事件之后，不出一个月，准确日期是1971年10月11日起，《空军报》停刊了。空军是 “重灾区”，其喉舌的停刊完全在意料之中，何况还有个林彪女儿林豆豆（林立衡）一手把持《空军报》。只是，看惯了一张报纸，也就培养了一种感情，形成了一种生活习惯，一旦看不到了，怅然若失的心情，空空荡荡的感觉，并非只有我一人如此。
“九一三”事件是我在部队经历的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它对我的震动之大，无异于头脑深处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依我当时的政治水平和认识能力，也仅仅停留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尖锐复杂、“高处不胜寒”上。至于发生“九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深刻教训，以及这一严重政治事件给国内外形势造成的冲击，产生的影响，根本没有去想，也不会去想。当然不必讳言，于我这个年纪轻轻的普通战士而言，无论思想上、政治上，还是理论上、社会经验上，都是相当稚嫩而又肤浅的。
可是，那些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深的军队高级干部，又怎么样呢？还不一样目瞪口呆，说不出个二和三，甚至闹出些匪夷所思的笑话来！
我调到空军报社后听说，当时空军机关传达中央57号文件时，司令部气象局有位副局长听完传达后就说：“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最忠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当时在场的著名战斗英雄、由空五军副军长调到空军司令部军训部任第二部长的王海听了非常气愤，一时控制不住，居然走过去，狠狠扇了他两个耳光！这件事，曾受到周恩来总理批评。后来，王海本人也作为态度偏激不冷静的教训，写进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了自我批评。
“九一三”事件后，部队先后开展了批林整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评《水浒》运动，读马列的六本书《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和写大批判稿，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段时间，我读完了马列的六本书，还读了点历史书籍，以及个别法家的著述，增加了点文史方面的知识储备。当然，也写了一些人云亦云、无限上纲的批判稿，并在全所大会上作批判发言，有的还发表在报纸上。
无论如何，于我而言，“九一三”事件多少打破了一点我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感到他老人家也并非完全“高瞻远瞩”“明察秋毫”“洞察一切”，他也有看人看走眼的时候。以前看错了刘少奇，现今又看错了林彪。当然，刘少奇后来平反了。
不过，这个大逆不道的想法，可不敢拿出来与人分享，最多也只是“腹诽”而已。
这就是当年一名战士眼中的“九一三”事件。
回望历史，同龄人、过来人，当年听到传达57号文件时，所受震动和惊骇，是不是和我一模一样？而由此渐渐生出的思考和置疑，是不是也和我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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